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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(聲明：刊用《中國新聞周刊》稿件務經書面授權。)
　　文/徐慶全
　　陳徒手的《故國人民有所思》終於出版了。用“終於”這個詞，是因為從我知道他要寫這本書開始，已經10年了。
　　從2000年至今，陳徒手就成了位於北京城南蒲黃榆的北京市檔案館的常客。從他居住的三里河到城南的蒲黃榆，距離不近，但每周他都至少來這裡兩次。一般早上九點到館，開始手抄檔案，中午扒幾口盒飯，在休息區的沙發上眯一小會，下午抄到四點半，閉館回家，一天能抄八九千字。他堅持不懈地抄了十幾年檔案，其中1949年以來知識分子在歷次運動中的行狀與命運，是他關註的重點。十幾年下來，他所抄錄的檔案有好幾百萬字。
　　在這個過程中，我早上步行上班的途中，總會遇到他在晨練。這個一向沉默寡言的人，卻有些喋喋不休，站在馬路邊上跟我說上一番他在檔案中看到的一些“新鮮事”。
　　“哎，有些事很有意思”，在這個慣常的用語後，他會告訴我，1954年批判俞平伯的《紅樓夢研究》時，俞平伯並不服氣：“他們原來要搞我，搞吧。我不再寫文章總行”，“他們說我唯心，我看曹雪芹就是唯心，曹雪芹不比我俞平伯更反封建”。說到當年的北京大學校長馬寅初，他說，馬寅初為何辭去北京大學校長的職務？很可能跟一封匿名信有關。1954年11月，馬寅初收到一封匿名信，校黨委分析說，這可能是恐嚇馬寅初，讓他辭職。說到當年的北京師範大學校長陳垣，他說，當年陳垣常常和別人說到一句話：毛主席還讓我帶徒弟呢。可是，很多人都覺得這像是“段子”，因為官方既不承認，也不否認……諸如此類的歷史細節，是從宏大歷史敘事中讀不到的，我常常被引人入勝地忽然想起該上班了；而陳徒手呢，那張不苟言笑的臉也會露出有限度的笑容。
　　然後，陳徒手就說，他要寫文章來敘述這些歷史細節；然後，我就等。一直等到2010年，才陸續讀到他寫俞平伯的“1954年的抵制和轉彎”，寫馬寅初“在北大的苦澀舊事”，寫周培源的“堅辭背後的酸辛訴說”等等；再然後，等來了這本《故國人民有所思——1949年後知識分子思想改造側影》，又讀到了王瑤、傅鷹、賀麟、湯用彤、馮友蘭、馮定和蔡旭等著名知識分子遭遇歷史或者被歷史裹挾的細節。
　　活在歷史細節中的陳徒手，特別善於捕捉歷史細節。用他自己的話說是“貼著材料寫”。材料來自於沒有感情色彩的檔案，他的行文風格也儘量與檔案的文字風格保持協調，不但沒有任何花哨，反而力求一種拙樸。這種敘事風格一點也不妨礙閱讀，反而會讓你讀著很舒服。他描述馬寅初和陳垣兩位當校長的人，沒掌握任何實權，苦哈哈地供著牌位，心裡很難受，他們都七八十歲，都到生命的晚年了，很不開心，但是也默然接受這種事實。讀者讀到這裡，當然也不開心；他描述馮友蘭，折騰一輩子，起起伏伏，想迎合上面，想做點事，但總是在錯誤的地方覺得自己在做正確的事，所以一輩子沒有擺脫鬱悶——讀者當然也跟著鬱悶。他寫到，這些大知識分子在運動當中對那些中共從延安帶來的政治術語——什麼“脫褲子”，什麼“割尾巴”——的隔膜，常常讓讀者都不好意思。我就常常想，這些語意上充滿著隱私，再稍稍地引申一下就有曖昧意味的詞彙，堂而皇之地寫在中央文件中總有些滑稽色彩。
　　遠離宏大敘事，“貼著材料寫”，可以說是“陳徒手體”。從十多年前那本《人有病，天知否》，到這本《故國人民有所思》，都是一樣的歷史細節，一樣的文體。 ★　　（原標題：評《故國人民有所思》：活在歷史細節中）